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

近来在细读徐贲先生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看来有些书只能捧在手里读，而不能放在网上看。这本书里所收集的文字大多在网上读过，但只能知道它们的好，却说不出它们好在哪里。而捧在手里却不一样了，开始能够慢慢说出它们的好来了。

他点出了思想的道德维度，力图将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从而使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这样的努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思想的基础不仅是理性，而且是道德的理性。光凭所谓的“理性”，正如布莱克所说“一个人可以思想再思想，但却仍然是一个恶棍”。思想需要公正、客观、持平和判断。具备这些特征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具备了道德的品质。如果我们坚持知识的生活，坚持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就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思想，而且是一种道德的理想。

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个人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事务，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真实思考和实行独立判断。

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说一套做一套”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个人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这本身就是对形形式式的冷漠、悲观怀疑、犬儒主义、自我流放和精神象牙塔的否定。知识分子的公民性参与不可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反抗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力，但并不是随时随地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持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他体现了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拒绝将批判变成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

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自然不能脱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行为、一种公民参与行为，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做的建设性参与。与一般公民参与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特别重视民主社会中参与和讨论的质量问题。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徐贲著，《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28元。